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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的女儿当导演:我们家的家规是不着急

2016-09-23 08:43:00    来源:    编辑:

 2016年11月11日,这对父女联手创作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即将上映,刘雨霖执导,父亲刘震云担任编剧。刘雨霖告诉记者,二人之前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她小时候,当时刘雨霖和父亲创作了歌曲《谁也不喜欢谁》,歌词大意是“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我们谁也不喜欢谁。”刘雨霖说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刘震云从来不给她加菜、盖被、嘘寒问暖,但是在她人生的重要时刻,父亲永远陪伴在她身边,交流不多,却彼此心通。刘震云显然在心底深以女儿为傲,此前,他管刘雨霖叫“老刘”,刘雨霖做导演后,刘震云对女儿的称呼改为“导演”,刘雨霖在旁笑说:“我们家特和谐,我爸被称作是‘刘老师’,我和我爸管我妈叫‘郭老师’。”

刘老师和郭老师对于“导演”的教育也一直采用民主、自由的方式,可是只在某些时刻现身的刘震云在刘雨霖的生命中,显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刘雨霖坦承:“刘老师对创作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以及观察生活的角度,对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刘雨霖的《门神》与这次的《一句顶一万句》都选择在河南老家拍摄,在刘雨霖看来,这片故乡土地上的人们与父辈的血脉相连,“他们与我并不生疏,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从小牵着父亲的衣角去菜市场的刘雨霖顺着父亲的目光,看到的是生活本身,是生命的深处,那里面没有名利的杂质,就像是看透世间种种的刘震云老师总说的那句话:“嗨,谁比谁强多少啊!”刘震云对女儿刘雨霖的人生规划毫不干涉,他的建议是:“你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你喜欢当导演,这当然也是可以的,看你自己怎么选。”

刘雨霖自己的选择是当导演。不过,刘雨霖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访谈类主持人,倾听那些成功人士的故事,于是,她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系。可是到大二时,刘雨霖心中的电影梦却如脱缰的野马,怎么也拽不回来,于是,刘雨霖向父母表达了自己想出国读电影的想法。一向对她“放养”的父母自然没有异议。刘雨霖顺利考取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这所学校以培养了李安、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等多位大导而声名远扬。

初到国外接触完全陌生的知识,刘雨霖说自己一下子蒙了,内心产生挫败感,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学电影。这时,她得知冯小刚导演要拍电影《一九四二》,刘雨霖决定休学,去《一九四二》剧组实习。这次,父母依旧没有异议,冯小刚则很痛快地给她安排了场记的工作,所谓的场记就是要每天守在导演身边,守在演员身边,天天捧着剧本读。这部戏拯救了刘雨霖,在剧组待了一年后,再回到纽约大学,刘雨霖发现以前的难题完全变成了小事情,内功大涨的她自信了很多,“以前我考上纽约大学,是知道自己要走电影方向,但是那一步始终没踏下来,是悬空的状态,冯导演是我导师,让我把那悬空的脚步踏到了地上。”

之后,学生时期的刘雨霖完成了让她一鸣惊人的、获得奥斯卡学生最佳叙事片奖的作品《门神》。《门神》讲述的是农村里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7岁的小姑娘伶俐天天在家盼着妈妈的回来,家里人对她说过年贴门神的那天妈妈就回来了,在这一年春节贴门神的时候,她的“妈妈”终于回来了,却给伶俐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改变。和《门神》一样,刘雨霖花费两年时间筹备拍摄的《一句顶一万》同样是在河南老家拍摄,同样关注的是小人物。对于刘雨霖这样一位出生于大都市的“85”后,且是无忧无虑带着光环长大的名人二代,怎么会对农村中小人物的故事感兴趣?记者眼中的“不可思议”,刘雨霖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小时候父母虽然给我足够空间,可是我没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那时候两个礼拜能吃顿麦当劳肯德基,吃顿稻香村的炸鱼肠,就觉得生活很幸福了。所谓名人,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可,而不是对我的认可。”

刘雨霖也不认为自己拍的是小人物,“他们是被我们忽略的人,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人,他们无处诉说,但他们心里存的事,何尝不是天大的事?”

刘雨霖的这份悲天悯人显然与她自小耳濡目染有关,她小时候喜欢扯着父亲的衣角去菜市场,坐在小板凳上听大人们聊天,母亲是第一代公益律师,她曾跟着母亲走遍乡村,“很多妇女身上的故事是感天动地的,我心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都想去拍。能听到那么多普通人故事,是我的福气,是他们召唤我,主动找到我。”

无形之中,刘雨霖投向生活的目光,也像父亲刘震云一样敏感透彻,周围人一个眼神和动作,或是一句话,也能让她学到很多。她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留学时,有一天要去林肯中心看演出,之前在星巴克咖啡店逗留了一会儿,我看到窗外有位30多岁的乞讨者,外表穿得特别邋遢,可是那么脏的手里捧了杯特别干净的冰镇咖啡和一块曲奇,她的眼中充满感激,仿佛这杯咖啡让她看到生活的希望。这时,有个位掏垃圾的黑人大叔走过,我发现这个女人在召唤大叔,然后把手里的曲奇掰了一半,分给对方,那一刻,夕阳西下的光打在这个女士的脸上,我觉得她是今天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天使,她呈现的是非凡的奇迹时刻。我就赶紧把星巴克剩下的点心都买了,正好我还有一个带着中国结的小桌布,我就一起都送给了她,这位女士看着我,一副震惊的样子,她对我说:‘你是我的天使,让我看到了人间的温暖和爱’。但她不知道,对我来说,她才是我的天使。当我拐过街角回头看她时,她已经把我的礼物打开了,红色的小桌布映着她的脸,那幅画面之震撼,不亚于世界上任何美景所带给我们的感觉,而这就是生活。”

刘雨霖希望通过电影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记录下来,那里面是或悲或喜带着温度的人间气息。而那部《门神》呈现的也是刘雨霖童年的记忆,“我小时候去河南老家,有个年岁和我相仿的小姑娘,她妈妈抛弃他们父女跑了,这个小姑娘总是盼着妈妈回来,大人就告诉她,快过年迎门神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而我忘不了她悲伤的眼神,我之所以拍摄《门神》,是因为这个中国乡村小姑娘的悲伤被大家忽略了;她亲人的悲伤也被大家忽略了。我想把这些流逝的情感、散佚的画面,用电影的方式重新凝聚在一起。”

刘雨霖说自己拍摄时从来没想过奥斯卡,“获奖时我知道不是我刘雨霖怎样,而是片中那个小姑娘把我带上领奖台的。我拍摄时毫无杂念,当你有好的愿景时,上天会帮你,领奖时我为心中的那个小姑娘高兴。”

刘震云老师对于自己作品的被改编有着严苛的标准,首要一点是,导演必须得懂他作品背后的东西,不能把电影简单地理解为1+1=2。刘雨霖能得到父亲许可拍摄《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因为她对作品的理解让刘震云满意。

问刘雨霖是否是刘震云的粉丝,刘雨霖痛快地回答:“当然。”她说父亲的每部作品她都看过,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筹备这部电影时,这本书就是她的枕边书,读了有十几遍。“拍之前你首先要喜欢,得建立和其中人物的情感,其实拍摄压力都在前期准备阶段,最初的压力是我在纽约给刘老师打电话提出这个事时,他能不能让我拍?能不能信任我这个年轻导演?第二个压力是我怎么将小说里的文字用电影语言转化成影像?我一年半以前就开始看景,演员老师很早就体验生活。由于剧本成熟,前期充分准备,所以落实阶段并不难,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刘老师到片场是最闲的,就是张罗晚上喝喝酒,在火边烤烤脚,不说话,他也插不上话,在片场都是我跟主创沟通,他不说话我感觉踏实,说明他认可了,他要是说话,就出大问题了。”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显然让这对父女更加心意相通,分别接受采访时,父女俩不约而同地为对方“戴高帽”,刘震云夸导演虽年轻却将电影拍出了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的那种感觉,有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乌鸦与麻雀》那样的返璞归真。刘震云给出的评价是“真实的力量非常大,深入的真实力量更大,比他俩更大的是内心深入的真实的力量。”刘雨霖则夸父亲的剧本是非凡的,“有剧本垫底,我在现场就是落实剧本。”

互相“吹捧”之后,两人又均表示,其实两人平常交流很少,刘震云形容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刘雨霖则透露,在她小时候,两人就合作过一首名为《谁也不喜欢谁》的歌,长大了以后,两人虽然心里亲近,联系却不多,刘雨霖说:“啰嗦的话不能和刘老师说,说两句他就烦。我在纽约和妈妈通话多,而刘老师,你要是不给他打电话,他根本不理你,我们也很少微信,每次,他回复加上句号不超过5个字。还有,你不能错,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错,更不能有错别字,否则刚一发出去,他的电话就来了,‘老刘,你这个字错了,不能再发生了’,啪,电话挂了。所以,你想让刘老师主动跟你联系,就采取犯错误的方式。”

刘雨霖说父亲并不是平常看着那样和善,“你事情没办好,他一个电话劈头盖脸训你一顿,容不得你解释就挂了,事后你想,刘老师是对的,他不轻易急,但急了就有道理,这件事我会做,但是没有做好。”

当导演后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小天分?刘雨霖说只能用三个字来回答“顾不上”,她说拍摄时坐在监视器后面,脑中只有角色,只有如何把剧本里的人物落实到现场,什么紧张不紧张,根本顾不上想,“如果一定说有天分,那就是我能迅速在监视器后面投入到剧中,我觉得愚蠢的导演永远在演导演,永远在影片里告诉观众:‘我是导演,这是我导的片子’。我希望我的电影里没有我的影子,没有摄影机,也没有刘老师编剧的影子,是人物本身在讲述他们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

刘雨霖透露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想改编自刘震云尚未发表的一部作品,但现在还没有得到刘老师的许可。而《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物会永远放在心里,也许拍完别的电影,她又回归到这部作品中,去拍摄书中的另一段故事,“这部小说可以拍成六部电影,虽然我可能会拍其他作品,但不妨碍《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物在我心里,他们永远在那里。”

在家里,妈妈是“郭老师”,爸爸是“刘老师”,刘雨霖是“老刘”,刘雨霖说:“从这个称呼就能表现出我们家是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彼此尊重,之所以管我妈妈叫郭老师,是因为如果没有郭老师指导,这家里就运行不下去了。叫我老刘,是因为我为人忠厚。”

虽然在父亲面前不能出错,但是刘雨霖说,在家里,父亲是“弱势地位”,在生活中不参与意见,“参与也没用,因为他在生活中是生活能力比较低的人,刘老师去纽约看我,我有一天要出去,就把饭菜用保鲜膜盖好,让他饿了用微波炉加热就行,结果,等我回去看到饭菜原封未动,因为他不知道保鲜膜应该怎么打开。还有,餐巾纸那个纸包,他不知道怎么打,对他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所以他这种人在生活中,他也痛苦,我和妈妈也痛苦,所以他就坐享其成就行了,其实我也管得少,主要是妈妈,所以妈妈在我们家是郭老师。”

别看刘震云会对女儿急,可是在刘雨霖眼中,父亲从来没对母亲急过:“我妈妈当年是北大法律系系花,刘老师来自农村,穿的太破,普通话又不行,说的都是河南话,妈妈参加学校活动去跳舞时,刘老师就拿本书等着,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刘老师每天省下晚饭,一个月下来买了三个鸭梨给我妈妈,这就是刘老师的爱情,那时他们两人出去吃饭都是我妈掏钱。妈妈和爸爸都是有大善和大爱的人,关怀身边的人,我有他们的遗传基因,所以他们给予我的一切,我都要往好的方向利用。”

把会的事情一次性做好,是刘震云家规之一,所以刘雨霖现在的任务是把她的导演工作认真做好,不犯低级错误,刘震云的态度是,一个事情你要是做着累,牢骚满腹,那就别做,让他欣慰的是女儿做导演真的是享受其中,刘雨霖也说在拍摄时她根本不觉得苦,甚至都不愿意睡觉、吃饭。“我也没孤独过,因为有剧中人物陪伴我,我只是把剧中人物跟我说的话,用电影镜头传达出来。”所以,刘雨霖虽然颜值高,但并未考虑当演员:“人笨就只能干一件事,这辈子做好导演就行,演员又是不同的工种了。”

刘震云家规的另外一条就是“不着急”,娱乐圈身处浮躁中心,若没有强大定力,很难不受影响,不过刘雨霖却是充满自信:“着急是看你想要什么,着急是得不来的,不能受外界影响,我觉得我踏实,我定力强,是因为我心中有很多好故事,它们足够把我镇定在这,不受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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