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1日，这对父女联手创作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即将上映，刘雨霖执导，父亲刘震云担任编剧。刘雨霖告诉记者，二人之前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她小时候，当时刘雨霖和父亲创作了歌曲《谁也不喜欢谁》，歌词大意是“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我们谁也不喜欢谁。”刘雨霖说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刘震云从来不给她加菜、盖被、嘘寒问暖，但是在她人生的重要时刻，父亲永远陪伴在她身边，交流不多，却彼此心通。刘震云显然在心底深以女儿为傲，此前，他管刘雨霖叫“老刘”，刘雨霖做导演后，刘震云对女儿的称呼改为“导演”，刘雨霖在旁笑说：“我们家特和谐，我爸被称作是‘刘老师’，我和我爸管我妈叫‘郭老师’。”
刘老师和郭老师对于“导演”的教育也一直采用民主、自由的方式，可是只在某些时刻现身的刘震云在刘雨霖的生命中，显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刘雨霖坦承：“刘老师对创作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以及观察生活的角度，对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刘雨霖的《门神》与这次的《一句顶一万句》都选择在河南老家拍摄，在刘雨霖看来，这片故乡土地上的人们与父辈的血脉相连，“他们与我并不生疏，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从小牵着父亲的衣角去菜市场的刘雨霖顺着父亲的目光，看到的是生活本身，是生命的深处，那里面没有名利的杂质，就像是看透世间种种的刘震云老师总说的那句话：“嗨，谁比谁强多少啊！”刘震云对女儿刘雨霖的人生规划毫不干涉，他的建议是：“你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你喜欢当导演，这当然也是可以的，看你自己怎么选。”
刘雨霖自己的选择是当导演。不过，刘雨霖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访谈类主持人，倾听那些成功人士的故事，于是，她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系。可是到大二时，刘雨霖心中的电影梦却如脱缰的野马，怎么也拽不回来，于是，刘雨霖向父母表达了自己想出国读电影的想法。一向对她“放养”的父母自然没有异议。刘雨霖顺利考取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这所学校以培养了李安、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等多位大导而声名远扬。
初到国外接触完全陌生的知识，刘雨霖说自己一下子蒙了，内心产生挫败感，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学电影。这时，她得知冯小刚导演要拍电影《一九四二》，刘雨霖决定休学，去《一九四二》剧组实习。这次，父母依旧没有异议，冯小刚则很痛快地给她安排了场记的工作，所谓的场记就是要每天守在导演身边，守在演员身边，天天捧着剧本读。这部戏拯救了刘雨霖，在剧组待了一年后，再回到纽约大学，刘雨霖发现以前的难题完全变成了小事情，内功大涨的她自信了很多，“以前我考上纽约大学，是知道自己要走电影方向，但是那一步始终没踏下来，是悬空的状态，冯导演是我导师，让我把那悬空的脚步踏到了地上。”
之后，学生时期的刘雨霖完成了让她一鸣惊人的、获得奥斯卡学生最佳叙事片奖的作品《门神》。《门神》讲述的是农村里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7岁的小姑娘伶俐天天在家盼着妈妈的回来，家里人对她说过年贴门神的那天妈妈就回来了，在这一年春节贴门神的时候，她的“妈妈”终于回来了，却给伶俐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改变。和《门神》一样，刘雨霖花费两年时间筹备拍摄的《一句顶一万》同样是在河南老家拍摄，同样关注的是小人物。对于刘雨霖这样一位出生于大都市的“85”后，且是无忧无虑带着光环长大的名人二代，怎么会对农村中小人物的故事感兴趣？记者眼中的“不可思议”，刘雨霖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小时候父母虽然给我足够空间，可是我没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那时候两个礼拜能吃顿麦当劳肯德基，吃顿稻香村的炸鱼肠，就觉得生活很幸福了。所谓名人，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可，而不是对我的认可。”
刘雨霖也不认为自己拍的是小人物，“他们是被我们忽略的人，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人，他们无处诉说，但他们心里存的事，何尝不是天大的事？”
刘雨霖的这份悲天悯人显然与她自小耳濡目染有关，她小时候喜欢扯着父亲的衣角去菜市场，坐在小板凳上听大人们聊天，母亲是第一代公益律师，她曾跟着母亲走遍乡村，“很多妇女身上的故事是感天动地的，我心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都想去拍。能听到那么多普通人故事，是我的福气，是他们召唤我，主动找到我。”
无形之中，刘雨霖投向生活的目光，也像父亲刘震云一样敏感透彻，周围人一个眼神和动作，或是一句话，也能让她学到很多。她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留学时，有一天要去林肯中心看演出，之前在星巴克咖啡店逗留了一会儿，我看到窗外有位30多岁的乞讨者，外表穿得特别邋遢，可是那么脏的手里捧了杯特别干净的冰镇咖啡和一块曲奇，她的眼中充满感激，仿佛这杯咖啡让她看到生活的希望。这时，有个位掏垃圾的黑人大叔走过，我发现这个女人在召唤大叔，然后把手里的曲奇掰了一半，分给对方，那一刻，夕阳西下的光打在这个女士的脸上，我觉得她是今天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天使，她呈现的是非凡的奇迹时刻。我就赶紧把星巴克剩下的点心都买了，正好我还有一个带着中国结的小桌布，我就一起都送给了她，这位女士看着我，一副震惊的样子，她对我说：‘你是我的天使，让我看到了人间的温暖和爱’。但她不知道，对我来说，她才是我的天使。当我拐过街角回头看她时，她已经把我的礼物打开了，红色的小桌布映着她的脸，那幅画面之震撼，不亚于世界上任何美景所带给我们的感觉，而这就是生活。”
刘雨霖希望通过电影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记录下来，那里面是或悲或喜带着温度的人间气息。而那部《门神》呈现的也是刘雨霖童年的记忆，“我小时候去河南老家，有个年岁和我相仿的小姑娘，她妈妈抛弃他们父女跑了，这个小姑娘总是盼着妈妈回来，大人就告诉她，快过年迎门神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而我忘不了她悲伤的眼神，我之所以拍摄《门神》，是因为这个中国乡村小姑娘的悲伤被大家忽略了；她亲人的悲伤也被大家忽略了。我想把这些流逝的情感、散佚的画面，用电影的方式重新凝聚在一起。”
刘雨霖说自己拍摄时从来没想过奥斯卡，“获奖时我知道不是我刘雨霖怎样，而是片中那个小姑娘把我带上领奖台的。我拍摄时毫无杂念，当你有好的愿景时，上天会帮你，领奖时我为心中的那个小姑娘高兴。”
刘震云老师对于自己作品的被改编有着严苛的标准，首要一点是，导演必须得懂他作品背后的东西，不能把电影简单地理解为1+1=2。刘雨霖能得到父亲许可拍摄《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因为她对作品的理解让刘震云满意。
问刘雨霖是否是刘震云的粉丝，刘雨霖痛快地回答：“当然。”她说父亲的每部作品她都看过，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筹备这部电影时，这本书就是她的枕边书，读了有十几遍。“拍之前你首先要喜欢，得建立和其中人物的情感，其实拍摄压力都在前期准备阶段，最初的压力是我在纽约给刘老师打电话提出这个事时，他能不能让我拍？能不能信任我这个年轻导演？第二个压力是我怎么将小说里的文字用电影语言转化成影像？我一年半以前就开始看景，演员老师很早就体验生活。由于剧本成熟，前期充分准备，所以落实阶段并不难，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刘老师到片场是最闲的，就是张罗晚上喝喝酒，在火边烤烤脚，不说话，他也插不上话，在片场都是我跟主创沟通，他不说话我感觉踏实，说明他认可了，他要是说话，就出大问题了。”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显然让这对父女更加心意相通，分别接受采访时，父女俩不约而同地为对方“戴高帽”，刘震云夸导演虽年轻却将电影拍出了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的那种感觉，有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乌鸦与麻雀》那样的返璞归真。刘震云给出的评价是“真实的力量非常大，深入的真实力量更大，比他俩更大的是内心深入的真实的力量。”刘雨霖则夸父亲的剧本是非凡的，“有剧本垫底，我在现场就是落实剧本。”
互相“吹捧”之后，两人又均表示，其实两人平常交流很少，刘震云形容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刘雨霖则透露，在她小时候，两人就合作过一首名为《谁也不喜欢谁》的歌，长大了以后，两人虽然心里亲近，联系却不多，刘雨霖说：“啰嗦的话不能和刘老师说，说两句他就烦。我在纽约和妈妈通话多，而刘老师，你要是不给他打电话，他根本不理你，我们也很少微信，每次，他回复加上句号不超过5个字。还有，你不能错，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错，更不能有错别字，否则刚一发出去，他的电话就来了，‘老刘，你这个字错了，不能再发生了’，啪，电话挂了。所以，你想让刘老师主动跟你联系，就采取犯错误的方式。”
刘雨霖说父亲并不是平常看着那样和善，“你事情没办好，他一个电话劈头盖脸训你一顿，容不得你解释就挂了，事后你想，刘老师是对的，他不轻易急，但急了就有道理，这件事我会做，但是没有做好。”
当导演后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小天分？刘雨霖说只能用三个字来回答“顾不上”，她说拍摄时坐在监视器后面，脑中只有角色，只有如何把剧本里的人物落实到现场，什么紧张不紧张，根本顾不上想，“如果一定说有天分，那就是我能迅速在监视器后面投入到剧中，我觉得愚蠢的导演永远在演导演，永远在影片里告诉观众：‘我是导演，这是我导的片子’。我希望我的电影里没有我的影子，没有摄影机，也没有刘老师编剧的影子，是人物本身在讲述他们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
刘雨霖透露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想改编自刘震云尚未发表的一部作品，但现在还没有得到刘老师的许可。而《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物会永远放在心里，也许拍完别的电影，她又回归到这部作品中，去拍摄书中的另一段故事，“这部小说可以拍成六部电影，虽然我可能会拍其他作品，但不妨碍《一句顶一万句》里的人物在我心里，他们永远在那里。”
在家里，妈妈是“郭老师”，爸爸是“刘老师”，刘雨霖是“老刘”，刘雨霖说：“从这个称呼就能表现出我们家是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彼此尊重，之所以管我妈妈叫郭老师，是因为如果没有郭老师指导，这家里就运行不下去了。叫我老刘，是因为我为人忠厚。”
虽然在父亲面前不能出错，但是刘雨霖说，在家里，父亲是“弱势地位”，在生活中不参与意见，“参与也没用，因为他在生活中是生活能力比较低的人，刘老师去纽约看我，我有一天要出去，就把饭菜用保鲜膜盖好，让他饿了用微波炉加热就行，结果，等我回去看到饭菜原封未动，因为他不知道保鲜膜应该怎么打开。还有，餐巾纸那个纸包，他不知道怎么打，对他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所以他这种人在生活中，他也痛苦，我和妈妈也痛苦，所以他就坐享其成就行了，其实我也管得少，主要是妈妈，所以妈妈在我们家是郭老师。”
别看刘震云会对女儿急，可是在刘雨霖眼中，父亲从来没对母亲急过：“我妈妈当年是北大法律系系花，刘老师来自农村，穿的太破，普通话又不行，说的都是河南话，妈妈参加学校活动去跳舞时，刘老师就拿本书等着，一等就是三四个小时。刘老师每天省下晚饭，一个月下来买了三个鸭梨给我妈妈，这就是刘老师的爱情，那时他们两人出去吃饭都是我妈掏钱。妈妈和爸爸都是有大善和大爱的人，关怀身边的人，我有他们的遗传基因，所以他们给予我的一切，我都要往好的方向利用。”
把会的事情一次性做好，是刘震云家规之一，所以刘雨霖现在的任务是把她的导演工作认真做好，不犯低级错误，刘震云的态度是，一个事情你要是做着累，牢骚满腹，那就别做，让他欣慰的是女儿做导演真的是享受其中，刘雨霖也说在拍摄时她根本不觉得苦，甚至都不愿意睡觉、吃饭。“我也没孤独过，因为有剧中人物陪伴我，我只是把剧中人物跟我说的话，用电影镜头传达出来。”所以，刘雨霖虽然颜值高，但并未考虑当演员：“人笨就只能干一件事，这辈子做好导演就行，演员又是不同的工种了。”
刘震云家规的另外一条就是“不着急”，娱乐圈身处浮躁中心，若没有强大定力，很难不受影响，不过刘雨霖却是充满自信：“着急是看你想要什么，着急是得不来的，不能受外界影响，我觉得我踏实，我定力强，是因为我心中有很多好故事，它们足够把我镇定在这，不受外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