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立规上，儒学发展有几个阶段。一个是殷周之际，大家看过王国维的《殷商制度论》，里面提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个最大的变革就是“周公立规”。还有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不能说是立规，但做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孔孟荀为未来的政治立规做了理论设计。再一个是董仲舒在汉代提倡“独尊儒术”，用儒家的“公羊学”重新建立起一套政治儒学，用以解决政治立规的问题。但我要强调的是不要把董仲舒的影响看得太大，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汉武帝对儒学基本是利用，不论是在人才的任用上，还是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上，儒家的影响都非常有限。
董仲舒提出“屈君以申天”，想以神学化的天来限制君权，但实际根本行不通。董仲舒、儒家影响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是后来的事情。汉代儒学可以说是“阳儒阴法”，儒学为帝制的合法性提供了论证，而实际的运作则是法家那一套。
第四个阶段是北宋时期的儒学复兴。北宋儒学是政治儒学，就是政治立规，探索一套治理国家的政治哲学。不管是王安石的新学，还是三苏的蜀学、司马光的涑学、张载的关学，都是着眼于制度变革，是外王之学。可是，从北宋儒学到南宋儒学，出现了内在的转向，越来越偏向心性，最后落在程朱理学上，朱熹成为集大成者。
为什么宋代儒学最终选择的是程朱理学？当然原因很多，但从政治立规的角度看，是北宋政治变革遇到挫折后的无奈之举。北宋王安石新学是要变法，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但变法的后果却是出现了激烈的党争。必须承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是有缺陷的，很严重的缺陷。你可以说他们个人道德品质都很高尚，都以清流、君子自居，可是一进入政治领域，却往往变成了党同伐异，互相倾轧。新党上台，将旧党的人贬官、流放，而旧党执政后，又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压新党人物。这样经过几次折腾，北宋的气数已尽，终于被外族灭亡了。
所以，到了南宋高宗赵构上台后，就宣布以后谁不准再提变法了，如果提就是妄议中央大政，是死罪！这样政治变革的大门关闭了，儒学被逼向了心性，将道德修养看作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走上了一条通过自我转化进而社会转化的道路，这就是程朱理学产生的背景。
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是道统说，认为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存在着一个道统谱系，那么之后是谁继承了道统呢？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作品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就是四书的由来。那么，朱熹等儒者为什么认为只有孔、曾、思、孟才是真正继承、传播道统呢？这是因为他将道统的内容看作是仁义，仁义又体现在心性上，以此为标准，自然将强调隆礼重法的荀子，重视政治立规的汉代儒学排除在外了。
但是儒家的道统能否仅仅归为仁义呢？显然是不能的，儒家是内圣外王之学，包括了仁与礼两个方面，既讲天道性命，也重视礼乐行政，也就是政治立规，是二者的统一，只强调其中一面都是片面的。
按照传统道统论的看法，人们总以为儒学是一线单传，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其实不是。前些年郭店竹简子思遗籍的发现，使我们意识到子思的思想对荀子也产生过影响，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分化的过程。分化好不好？有好处，那就是深化。孟子弘扬了孔子的仁学，提出性善说、民本说、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等等，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提出性恶心善说、化性起伪、隆礼重法等思想，他们分别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深化了。但分化不好的地方是窄化，孟、荀各取一隅，各执一词，并在谁是正统上争来争去，把一个内外兼备完整的儒学窄化了。
最近几年我关注儒家道统问题，提出“新道统”，就是想解决以往儒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仁礼关系这一千年儒学未解之难题。“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只讲天道性命、心性修养是不够的，还必须落实到礼乐刑政、外王事业。古代圣贤、儒者很早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以天道性命为礼乐行政的形上依据，以礼乐行政为天道性命的具体落实，既讲内圣，也讲外王，这正是儒学富有生命力的地方。但令人遗憾的是，儒学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似并没有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特别是程朱理学的确立以及后来阳明学的兴起，越来越偏向内在心性，走了一条由内圣而外王的道路，这与传统道统说及四书体系的局限是密切相关的。我提出“新道统”、“新四书”就是要克服这种局限，建构内外兼备、内圣外王统一的新儒学体系，为政治立规提供理论根据。新四书是指《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其中，与传统四书的一个不同是增加了《荀子》，《荀子》是儒家的外王之学，是政治儒学，缺了《荀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是不完整的。不过荀子虽然建构起儒学的外王理论体系，但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古典版本，自身具有明显的局限。所以还有待发展，有待融合自由、权利、平等的价值原则，而融合了自由、权利、平等价值原则的儒学才是真正的新儒学。从这一点看，我是大陆新儒家，不过我是自由的大陆新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