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然，最近经过政权变动的国家一定会经过一段调整期，贫穷、落后、贪污等现象也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然而，改变的时机毕竟出现了。最近几年的政治动荡既反映各国的内部矛盾，也有大国博弈的因素，更表现出各地单纯的百姓冀求通过变革获得美好生活的愿望。
两个困难选择
对所有中东国家来说（包括从来未曾真正沦为殖民地的伊朗和土耳其），它们的领土和人口组成是由一百多年前的大国角力所决定的，本地区的人民没有机会参与。
今天，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两个现实问题是：政治如何民主化？国家应否世俗化？对不同国家来说，可供选择的空间很不相同。
先说政治民主化。民主的真谛是人民有权利选择并监督政府，目的是寻求幸福生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量受过教育并且具有公民意识的人民，即使有选举的程序，也难以达至平等而有效的参与，因此选民也难以通过投票得到幸福生活。此外，截然相左的国家认同和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很难用投票解决。否则，英国何至于在很长时间里遭受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袭击？不幸的是，中东地区的国家多数都有民族和宗教冲突，因而，它们民主化的选择空间就颇受限制。
譬如说，库尔德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也有固定的居住区域。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使库尔德人的居住区域分别属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多数的库尔德人想要有自己的国家，但他们无法靠投票达成这个目的。而土耳其和伊朗等国也不可能以推行民主来解决它们的“库尔德”问题。
波斯（或阿拉伯）湾西部岛国巴林的王室是18世纪从阿拉伯半岛迁移到岛上的逊尼派穆斯林。他们赶走了属于什叶派的波斯卡加（Qajar）王朝，垄断了收入丰厚的珍珠业。19世纪，巴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932年，巴林打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口油井，改变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战略地位。今日巴林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什叶派，十五年前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但一切大权仍然在国王家族手中。五年前，巴林政府出动军队镇压示威，死伤不少；示威平定后，政府解雇了许多人，进行“秋后算账”，然而这不但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反而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强力支持。就现实力量的对比来看，只要西方不把五年前对付利比亚的卡扎菲和目前对付叙利亚的阿萨德的力量用来对付巴林王室，巴林人民的实际选择就非常有限。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不止是中东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本身，也都面对着一个新的困境。
在资本主义上升期间，政治民主所能带来的凝聚人心和社会动员的力量十分明显。早期的英国、法国、美国，以及较迟的德国、日本和韩国都是非常好的例子。在美苏冷战期间，民主是西方阵营的有效武器，因为它们确实代表着许多社会所缺乏的公平和正义。但由于当时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比，西方国家推行民主制度有它的节制，所以更多地表现出理性的一面。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福山（F.Fukuyama）认为民主时代的到来代表着“历史的终结”。于是西方政治人物和媒体对民主的鼓吹开始显出无节制的绝对主义,在全世界逼迫所有国家采用强势推行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从近年来中东几个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到，没有理性节制的民主选举极可能成为民粹主义和多数人专制的开路先锋。其实，民粹主义在希腊、格鲁吉亚等邻近国家（甚至是西欧和美国）也成为一个大问题，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这些启示令正在十字路口的中东国家更难做出历史抉择。
再说国家世俗化。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提出的概念，即公民可以有信仰自由，但国家不可遵奉任何宗教。（对于两千年来的东亚社会，这根本不是问题。）对于已经非常现代化的以色列来说，世俗化国家的概念是一个强烈的反讽，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正是建立在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基础上，国家设有首席拉比（Chief Rabbi）,专门裁定政府的法律和政策是否合乎犹太教的律法（Talmud）。由于犹太人曾经长期在欧洲被迫害，今日以色列的宗教特色反而成为西方国家认为它应该被保护的原因;极少西方人会指责以色列不符合世俗主义的包容原则。
对中东的众多穆斯林国家来说，政教分离是一个极难解决的课题。由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不少伊斯兰学者认为，国家世俗化等于是背弃伊斯兰传统。
奥斯曼帝国末期，帝国内部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地区（如希腊）在列强支持下独立。在帝国大厦将倾之际，奥斯曼上层借苏丹兼任哈里发的理由，鼓吹“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企图以宗教来维系帝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在英、法鼓动下日益离心的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土耳其共和国废除苏丹制度，解散了许多个苏非教团，由政府管理宗教寺院和财产，以世俗法律替代伊斯兰教法。八十多年来，世俗主义在很大比例的土耳其人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他们虽然与伊斯兰主义者经常争辩，但几乎没有共同语言。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一向都是世俗化政府当权，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国内都有大量基督教徒；而它们早期的领导人也都提倡包括基督教徒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Nationalism）。一旦民主选举制度得以确立而民粹主义盛行，少数基督教徒的权益如何保障将会成为这些国家世俗化的一个障碍。
同样是世俗化，埃及与土耳其在程度上就很不同。土耳其1982年的宪法明文规定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化的、民主的共和国，而埃及2014年经过公民投票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公民有完全的信仰自由，政党不可以宗教为基础组成，但是规定埃及的国教是伊斯兰教，政府设有教法大法官（Mufti）,专责裁决行政部门的政策，立法部门的立法或是法院的判决是否违反伊斯兰教法。
在今日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强人倒下后，军人集团势必会在新政权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果新政权选择国家世俗化，必将令参与推倒强人的伊斯兰主义者强烈不满，造成社会进一步分化；如果新政权强调伊斯兰教法，它就很难与一向遭军人集团压制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划清界限，不仅会遭到西方国家的疑忌，也会令国内许多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专业人士不满，从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埃及军人最近用政变的方法推翻了民选的伊斯兰主义政府，并且再度宣布穆斯林兄弟会非法。这说明埃及在世俗化和伊斯兰化之间的摆动幅度颇大；这样的局势基本上是无法持久的，只能用军事力量维持。至于下一代的军人领袖是否会坚决摒弃伊斯兰主义，只有未来才能给出答案。
三条发展道路
自从突尼斯和埃及政局发生剧变，以及叙利亚陷入毁灭性的内战之后，全世界许多媒体都在猜测将来中东各国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在中东十六个国家中，实际上只有伊朗、埃及和土耳其这三个国家有可能成为他国模仿的对象。恰巧，这三个国家各有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传统，也各有其吸引力和影响范围。
伊朗是由什叶派教士控制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相信他们早期的领袖第十二位伊玛目并未死去，只是选择隐遁，日后将会重返人间。在此之前，他的职位由为数极少的阿亚图拉（Ayatollah）暂代，因此阿亚图拉在宗教上的宣示一定正确。这个信仰很类似于天主教认为教宗是耶稣在世上的代表，因此不会在教义问题上犯错的信条（Doctrine ofInfallibility）。虽然目前伊朗实行的是神权政治，但什叶派的教义比逊尼派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加重视“公众议决（Ijma）”的法学原则，因此与现代民主概念没有本质的冲突。西方传媒往往忽视一个事实：伊朗在霍梅尼去世后很平稳地过渡到新的领导团体，而且每四年举行一次有多人参选实质竞争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地理和文化中心，因此阿拉伯联盟总部设在开罗。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军人已经用行动证明了我五年前所做的预测：军人们不可能真正远离政治。毕竟，埃及历史上的马木留克王朝（13－16世纪）是由非世袭的军事将领出任苏丹。随后的奥斯曼统治时期也是由军事首长决定大政。独立六十多年来的埃及实际上就是由军事集团推选代表担任总统。今后埃及的军事集团如何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能够革除贪污，改善经济，赢得大多数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支持，合法地压制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并促成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合作，将是本世纪内阿拉伯世界的大事。
土耳其在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成绩都很可观,但是它的内部矛盾也不容低估。库尔德人占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短期内很难与突厥族裔同心同德。在尊重世俗化原则的竞选纲领下，执政的正义发展党2014年第四度以大比例赢得了国民议会的选举，党魁埃尔多安也第一次由全体国民直选成为总统。与此相对照，凯末尔亲自创建的政党（CHP）已经沦为无足轻重的反对党。这当然会引起许多坚决世俗派的恐慌。但是，一股既要伊斯兰也要现代化的新力量也已经在土耳其出现；在专业人士和工商业者之中，用“天助自助”的信念取代传统上许多穆斯林所倾向的宿命论的新价值观正在悄然兴起。这可能是土耳其经过八十年的摸索之后，对大中东其他穆斯林国家的魅力之所在。然而，要断言土耳其的成功为时尚早。现任总统的政策，措施和作风都让许多曾经支持他的土耳其人困惑甚至痛心。作为一个历经百年艰辛的穆斯林组成的社会，如何成功地过渡到包容而平和的多元社会，却又不失去伊斯兰的基本信仰和宗教特质，土耳其至今还没有提供一个良好的途径。
一点个人看法
2004、2006、2009和2012年，我四次在土耳其三所大学做学术访问，几次听当地人说起西方一些战略家认为：既然伊斯兰力量无法消灭，一个“浅绿”的穆斯林国家的“身教”要比西方政府和传媒的“言传”更有影响力。根据这个说法，西方战略专家情愿土耳其由温和伊斯兰政党执政。
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它背后的逻辑的确代表一种思维的突破，而它的预见已经被最近的事实所证明。过去几年来土耳其政府的作为受到中东地区穆斯林的支持，土耳其电视剧也得到整个中东地区大部分穆斯林的追捧。
伊朗的革命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非常反对当代西方文明，曾称美国、英国为“撒旦”（Satan，即“魔鬼”）。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里，撒旦是上帝的敌人、地狱的主人，邪恶无比。但是上帝（真主）也承认撒旦的本领是能诱惑人。在这一点上，霍梅尼的比喻可能比他的原意更加恰当。
一个伊朗老翁从霍梅尼画像前走过
西方现代文明的确有诱人之处：生活富裕、选择自由、公民权利等，都具有强烈的普适性。假如大多数人民想要与魔鬼共舞，当权者大加挞伐也未必能够奏效。那些由于意识形态而拒斥和扬弃西方近代文明的政府，不论是在外交上亲美的沙特阿拉伯，还是反美的伊朗，都有可能在中东的新格局中被自己的人民摒弃。
埃及19世纪末的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mmad Abduh）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早期鼓吹者。他反对西方的侵略，也反对埃及传统的封建君主制；认为宗教可以和科学合作，信仰可以与理性互补。他主张逊尼派法学家应该改变12世纪以来认为“创制之门”已闭的保守传统，使用早期伊斯兰教法学者所拥有的“独立判断”之权，重启“关闭”了的“教法大门”。
依我看，中东地区哪个穆斯林国家能够涌现大批“独立判断”，尊重科学的学者，在大众接受的教法范围内找到可行的现代化途径，哪个国家就会成为中东穆斯林国家未来发展的模式。而这一途径最简单的表述方式与中国“五四”时期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很接近，那就是：“伊斯兰+民主+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