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发飙”的一年，乾隆帝心情大好，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正月初一，天气晴和，帝以为吉兆，“定卜今岁事事顺畅”。两个月后，皇帝宣布，七月~九月将在木兰围场（今河北围场县）“哨鹿”。
“哨鹿”，满语译作“木兰”，这是自康熙帝开始的打猎行动（又称木兰秋狄），经乾隆帝继承，已成“家法”。登基以来，皇帝已四次出入围场，少则十来天，多则一个月，而乾隆十四年这次，时间长达两个月，是在位期间打猎超过两个月的四次行动之一。
乾隆帝为何要花两个月的时间在外头打猎？这些日子里，帝国的政务怎么办？
|打猎，万人参与
七月初七，乾隆帝带着京师八旗、侍卫、军机处章京、妃子、阿哥以及皇太后，自圆明园出发，赶往400公里之外的木兰围场。
经过前四次演练，木兰行围规模越来越大，这次队伍已逾六千人，保证他们尤其是皇室在外两个月的吃吃喝喝，后勤很重要。主管部门内务府虽然已有经验，仍不敢大意，小到一张草纸、一只乳羊，大到金八大件，无不仍需一一请示。
据内务府上乘的清单，皇室此行所用物品高达上百种，如貂皮、银纽、宝石末、六安茶、米面糖油酒醋、干鲜腌菜清酱等等，另包括弓箭刀具等武器，总数难以计算。皇帝还自掏腰包，给予各扈从、兵丁人员的补贴计10万两银子。
这些物资基本靠人畜运送。经内务府奏准，粮食分两批运往营地，先酌定30天的耗费，再酌定后30天，一路上，运输队伍十分密集。史载乾隆帝每年要征用大车700两，骆驼八九百峰。计上皇帝带上的队伍，一场秋狄，总参与人数达万人以上。
据宫廷西洋画师郎世宁为皇帝画的《木兰图》，途中的情形是，由骆驼和骡马组成的辎重队，驮着营帐跟在队伍后头，再往后，是一支人畜杂混成的粮草队。看上去，官兵形色匆忙，他们要尽早赶往营地扎营。
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北京出发，先去避暑山庄，安置皇太后，一路上要花6天，而后再去围场。农历七月，沿途粮食即将收获，由人、马组成的庞大车队，难免不会踩踏农田。乾隆帝“严饬随从人等，不许践踏”，“然犹恐稍有伤损”，便将经过州县地方本年应征的田赋，免掉三成，又将附近大道两旁3 里内，酌情蠲免赋税。
这一好处显而易见，一些百姓甚至盼着皇帝“回銮”路过此地。八月，还在木兰围场的皇帝曾与署理直隶总督陈大受商量第二年春天赴赵北口打猎的路线，他对百姓“望幸”之情感到诧异：“小民田庐乐业已久，行围当非所愿，而上年经由该处，见居民舟子，异口同声，皆有欢欣望幸之情，其故云何？”
后者答复说：“舟车辐辏闾里，小民佣趋贸易，更可获利资生，臣体察舆情，深切欢欣望幸之忱，并无丝毫不愿之处”。由于大批人马路过，能给周边百姓带来贸易商机，所以他们很开心。
自北京启程六天后，乾隆帝抵达避暑山庄，休息了11天，再启程赶赴围场。当皇帝骑着高头大马穿越崇山峻岭、穿越万里长城，来自西北的蒙古王公、额驸、兵丁同时向着东南行进，二者汇合在木兰围场，此时已是七月底，大营扎好，万箭待发。
|围绕皇帝的“游戏”
木兰围场，方圆约一万平方公里，雨水丰沛，草木茂盛，视野开阔，原是蒙古王公牧场，后“敬献”给了康熙帝，遂以为猎场。抵达围场后，乾隆帝与其扈从、臣仆、以及蒙古王公开始打猎，演习“合围”与“行围”。
所谓合围，就是兵丁围成一个大圈，将猎物逼迫至中心再猎杀之的游戏。据清代笔记《啸亭杂录》，合围之前，须先挑一个开阔平坦之地，在高处搭建几个蒙古包作为皇帝的“看城”。各八旗或蒙古猎手再以此为中心，结成一个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的包围圈，而后步步向中心逼近，缩小圈子逼迫动物向“看城”附近集中，待离中心二三里时，兵丁停止，就地围成人墙。若有动物从人墙中冲出，外部射手即刻射杀。
合围完毕，皇帝从“看城”中策马奔出，先发一支箭射杀，此时，“诸藩部落、蒙古仰瞻圣武，莫不欢欣踊跃”，待皇帝回城后，外围兵丁遂再冲入墙内逐步猎杀。所谓行围，即围而不合，“数百人分翼入山林”打猎，可视作“合围”前的演习，通常人数参与比较少。
皇帝亦会带着一批贴身侍卫自由射猎，如猎鹿，乾隆帝会令兵丁头戴鹿头，藏于树林中模仿“呦呦”鹿声，吸引鹿群，待其近前击杀，“取其血饮之”。又如猎虎，亦势所必得，曾跟随皇帝狩猎的学者赵翼，曾写有《木兰杀虎》记载道：
上较猎木兰，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乾隆二十二年秋，余扈从木兰。一日停围，上赐宴蒙古诸王。方演剧，而蒙古两王相耳语。上瞥见，趣问之，两王奏云：“适有奴子来报，奴等营中白昼有虎来搏马，是以相语。”（蒙古王随驾，另驻营在大营数里外。）上立命止乐，骑而出，侍卫仓猝随，虎枪人闻之，疾驰始及，探得虎窝仅两小虎在。上命一侍卫取以来，方举手，小虎忽作势，侍卫稍陕输，上立褫其翎顶。适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挟入左腋，又攫一虎挟入右腋。上大喜，即以所褫侍卫翎顶予之。其时虎父已远，惟虎母恋其子，犹在前山回顾。虎枪人尽力追之……上勒马待，至日将酉始得虎归……虎已死，用橐驼负而归，列于幔城，自头至尻长八九尺，毛已浅红色，蹄粗至三四围，盖虎中之最大者。
至九月初，乾隆帝自木兰围场归，近两个月内，皇帝一行已在29个地方行围，极尽狩猎之欢，然而欢则欢矣，政务怎么办？
|“游戏”之外的考虑
事实上，关于可能荒废政务的担心，乾隆六年就有官员提出来了。当时距康熙帝最后一次狩猎行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雍正执政十三年“日不暇给”，从未进行过木兰秋狄，但告诫“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勿忘家法”。
乾隆帝登基后欲恢复康熙帝的“木兰秋狄”传统，御史从洞上奏，担心“侍从以狩猎为乐，在京臣工或因违远天颜，渐生怠安，所关匪细”，意思是皇帝远在400公里外快活，皇威大减，在京官员难免会放松，不如“暂缓行围，颐养天和”。
这一劝说享受的意见，遭到年轻的乾隆帝拒绝，给出的理由有二，第一，行围可以整饬军武。满洲八旗已不复当初立国之勇，“骑射渐至生疏矣”，而“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武最为有益”。狩猎可视作军事演习。第二，行围能怀柔并威慑蒙古。木兰围场位于东北、蒙古的交界处、长城边上，“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巨。”
因而每在行围间隙，皇帝会与蒙古王公亲密接触，接受他们的宴请。宴会上，蒙古人会表演诈马（赛马）、相扑（摔跤）、什榜（奏乐）以及驯马游戏，蒙古王公、额驸则会接受皇帝的赏赐，诸如绸缎、细布不等。若兴之所至，皇帝亦会试射一二，往往十中九，高超的射术引得蒙古人惊叹。恰如赵翼所说，皇帝殷勤待蒙古，目的在于“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
而对于政务，皇帝还提到，自己“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虽然在外面，政务不会废弃，为此还建立了一套制度。以乾隆十四年木兰秋狄为例，皇帝要求所有奏折，“着照旧例”，自启程之日始，先交给总理事务王大臣处汇总，贴上封条交给内阁，再送到行营，待批示完后沿原路返回。
更何况，乾隆帝十四年的七月启程时，帝国暂时安宁。西南的大小金川战役已经结束，叛者皆降，借皇后新丧整饬的官僚机器亦变得听话，以至于宣布木兰秋狄后，镇宁守直隶宣化等处总兵李如栢、直隶总督那苏图、署直隶总督陈大受等战战兢兢地上奏请求扈从，顺天学政吕炽因有事在身不能路旁迎接请罪，而远在湖北的代理总督唐绥祖亦上表歌颂皇帝亲自行围之举。
烦心事少了，皇帝有足够的闲心边打猎边处理政务，有能力给官员一种人虽在外，而帝国一切运转如常的印象。因而即便是狩猎，皇子日常读书自应照常，乾隆十四年，皇子的师傅陈德华“自起程以来，从未一至诸皇子读书处，”经询问，是因为肚子疼。皇帝质问他“岂途次每日皆患腹疾耶？”认为肚子疼是托辞，便骂他“旷职”，着令革职留任。
不光希望朝廷日常运作照常，连狩猎管理亦颇为认真。当年九月初七，行围接近尾声，副都统马兰泰却迟到，后又托故脚痛翘班，乾隆帝骂他“无耻不堪”，将其革职，改发配热河。
值得一提的是，外界提到的乾隆帝围猎擅用枪支，在乾隆初年尚未出现。乾隆十五年木兰秋狄结束后，曾发布上谕训饬那些用鸟枪参与围猎的部落：
“我满洲本业原以马步骑射为主，凡围猎不需鸟枪，唯用弓箭，即索伦等围猎从前不用鸟枪，今闻伊等不以弓箭为事，唯图便利，多习鸟枪。夫围猎用弓箭，乃从前旧规，理宜勤习，况索伦等皆猎兽之人，自应精于弓箭，故向来于精锐兵丁尤称手快，伊等如但求易于得兽，久则弓箭旧业必致废弛，严行传谕索伦等此后行围，务循旧规，用弓箭猎兽。将现有鸟枪每枪给银一两，概行收回。”
可见，乾隆帝在“军事演习”中禁止使用鸟枪，是出于保护骑射传统的考虑。后来，皇帝虽然用上了特供枪支打猎，并不将其大规模武装军队，也是因为其执拗地坚持满洲骑射特色，作为“军事演习”的木兰秋狄，似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军事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