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与无常，使“抗战夫人”盛行于大后方
所谓“抗战夫人”，又称“战时夫人”，所对应者，乃是滞留在日占区的原配夫人（时人称之为“沦陷夫人”）。作家王鼎钧亲历过抗战八年。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王对“抗战夫人”这一现象的流行，有很深刻的理解：
“大后方的八年比后来在台湾的三十多年难挨。台湾后来有酒家歌厅，电影电视，后来有吃喝玩乐，旅行出国。抗战时期的后方只有煎熬，没处转移，没法麻醉。有些男人说，谁知道抗战哪一天胜利？到那一天，也许我早已战死了，炸死了，得猩红热得战争伤寒病死了，索性再结个婚吧，——虽然在老家有发妻。女的想，谁知道抗战到哪一天才胜利呢，也许在胜利之前，我已经被日本兵强奸了，管他呢，嫁给他！这就是出现了千万‘抗战夫人’的心理背景。”①
杀戮与破坏，刺激人心的脆弱；绝望与无常，拷问生命的意义。漫长的战争看不到尽头，颠沛的客居日趋一日艰难，新恋情成为许多人熬过乱世的一根心理上的稻草。这些新恋情，大多选择绕开法定手续，如在报纸上刊载同居启示的方式（也有正式举行结婚仪式者，但连“同居启示”也无者更多），宣布事实上的结合。学者岑家梧“自民国三十一年（1942）十月起，逐日搜集贵阳中央日报及贵州日报的婚姻广告”，1944年，岑自贵阳转赴重庆，“由三十四（1945）年一月起，又改搜集重庆大公报的这类广告，直至抗战结束。”据岑的统计分析：
“男女同居，在平时系不名誉之举，公开登报声明，绝无有之。战时因夫妇分处日久，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既欲解决当前两性问题，又不欲置原配偶于不顾，所以只好建立‘伪组织’，而‘伪组织’的建立手续，便是在报纸上登载《同居启事》。此种广告，自三十一年（1942）十月起至三十三年（1944）三月止，每天都有，最多的一天是十六条。战时有了这种同居关系，战后便发生了所谓‘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的问题了。”②
贵阳一地两份报纸之记录已然如此，整个大后方“伪组织”的普遍性不难想见。《同居启事》风行报端，显见一份新感情，对颠沛困顿中看不到曙光的乱离人而言，是多么重要的慰藉。但另一方面，心理脆弱期里过于轻率的结合，也往往难以长久地维系。比如，1939年，昆明地方法院只受理了8桩婚姻纠纷；1943年却受理了541件之多。1942年，学者陈定闳也在文章中统计分析：
“战时婚姻的急促、苟且而致婚姻不满而离婚者，也数见不鲜。笔者尝分析报上离婚的告白二百余件，大约有二分之一是结婚一年左右，皆是战后才结合的，这种婚姻来得容易自然也散得快。”③
陈定闳的统计，虽然仅包括履行了法定手续的结婚者，但亦不难推想：那些仅发表了《同居声明》，以及连《同居声明》也未曾发表的“伪组织”，其结合与分离情形，自然要比履行了法定程序的结婚者更为随意与自由。时人也深知这种《同居启事》对“伪组织”并无任何保障，对其盛行怀有深深的忧虑：“连法定的手续也一概忽略了，登登报便同居的作风大为盛行，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忽略，……因为既不经过法定手续，没有保障与维系，家庭破裂，随时可能……”④
学者陈达抗战期间随校内迁，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据他记述，当时政府面对“抗战夫人”的法律地位问题，常以“家属”二字模糊处理：
“内政部近处，有临时家庭，俗称‘伪组织’。大致因夫人在沦陷区，丈夫与本地女子恋爱，发生夫妇的关系组织家庭。此女子不能填‘妾’，因自民国十八年《民法》公布以来，妾无法律地位。此女子既与丈夫同居，并永久共同生活，可填‘家属’。调查员至某宅，老妇在家，调查毕，老妇领调查员至一旁屋，起竹帘曰：‘我家尚有宝贝。’调查员视之，见髫龄美女。老妇问曰：‘如何填法？’答曰：‘家属。’调查员问曰：‘担任哪样职务？’老妇曰：‘宝贝只会吃饭，没有职务！’”⑤
军事前线，地方军阀多默许部下置办“抗战夫人”
大后方的“抗战夫人”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前线军队之中。对很多地方军事派系领袖而言，维系下属将领对自己的忠诚度的重要法宝之一，就是默许其置办“抗战夫人”。这种现象，曾引起中央军将领如陈诚等人的猛烈抨击。如：1943年1月，桂系大别山根据地被日军攻破，安徽省府临时所在地“立煌”亦被焚毁。陈诚在日记中愤怒写道：“五战区大别山失败之原因，在干部个个（班长以上）有钱，班长以上均有临时家庭，该部前军长张义纯并有‘只要敌人来五战区，无不败之理’之语，今已验矣——桂系万恶、万恶！”⑥其实呢，中央军也不能“免俗”，如驻滇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娶“抗战夫人”的情形同样颇为严重。
军统局是抵制“抗战夫人”最力的军事部门。几乎所有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军统人员，都曾就此事在“文史资料”中猛烈抨击过戴笠，指责其残暴分离下属家庭，不近人情。如据黄康永回忆，1940年戴笠曾下达手令，“凡有家属在重庆的特务，都要把家属迁回老家，至少也要离开重庆，理由是有家属在身旁就不能安心工作。”⑦翻查沈醉1949年以前的日记（非1949年后写的“文史资料”），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仅以1941年部分日记为例：5月5日，沈醉记道：“在局本部纪念周中，老板（笔者注：戴笠。下同）特申述非常时期之责任与意义，并以严肃本身生活相劝勉。世瑞（赵炎五）及外训班史副主任（史泓），为了女人问题更被骂得一塌糊涂。独身男子真要当心些呵！”6月11日，赵记道：“局本部巨头缉私总署副署长赵炎五，近被老板免去本兼各职，原因是为了要讨小老婆。”8月22日，沈醉记道：“临时想着今天下午四时开重要会议而停止，但结果亦没有开会，原因是处长太太进了城，老板决心要疏散眷属。”9月1日，“重庆已半年多了。在老板疏散家眷的命令下，太太们都变成了阻碍团体工作发展的罪人，我要为此而鸣不平了！妻是决没有来重庆的资格……”⑧（至于坊间传闻戴笠个人私生活如何糜烂、情妇如何众多者，乃是伪史，具体见：考证一、考证二、考证三）
在重庆中央政府的立场，一方面不能允许军中“抗战夫人”盛行；另一方面还要防范普通士兵的妻子另寻“抗战丈夫”，以稳定军心。据《出征抗敌军人婚姻保障条例》，军人出征期内，其妻不得请求离婚；出征期内，其妻与他人订婚者，婚约无效，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其相与订婚者亦同。其妻与他人重行结婚者，撤销其婚姻，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其相婚者亦同。但该法令并不能完全阻止生活困顿的军属通过寻找“抗战丈夫”来改善处境。
抗战胜利，“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爆发战争
抗战八年，究竟有过多少“抗战夫人”、“抗战丈夫”，从来没有过完整的统计数据。1947年《现代妇女》杂志上的一篇报道称：“在此八年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官员已经别娶抗战夫人者不下二、三万人”，这“二、二万的抗战夫人，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太太；另外在全国各战区的前线，至少有数十万的临时太太，她们只是当地驻军官长们的临时泄欲器。”⑨这当然不是一种严谨统计的结果，甚至也算不上严谨的报道——事实上，并不仅政府官员和军队长官拥有“抗战夫人”，文化人（如田汉、郭沫若）乃至一般公务员、普通工人等，很多也有“抗战夫人”。这些“抗战夫人”中的绝大部分，也并非男性的“临时泄欲器”。——但抗战胜利时，“抗战夫人”确实已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因社会风俗的缘故，“抗战丈夫”问题往往由当事人私下“解决”，很少引起舆论的关注）。早在1944年，就有学者提醒当局：“战后的法院里恐怕要充满了‘伪组织’的案件，国家若想依法办理，最好多设监狱；否则预先要在立法上或法律的解释上准备下一个补救的方法。”⑩
最有名的“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之间的战争，发生在“海军上将萨镇冰的侄孙萨本驹”身上。萨本有夫人陈季政，参加抗战工作期间与女同事史璧人发生感情结成“抗战夫妻”。1946年，检察官以重婚罪对萨、史二人提出公诉。一审判决二人有期徒刑四月，缓刑两年，并处以罚金若干。二审撤销罚金，仍维持了两年缓刑，若二人仍有“通奸”行为，则执行一审的有期徒刑四月。但“抗战夫妻”牵涉甚广，法庭亦未敢明确就萨、陈、史三人的婚姻纠葛做出明确的结论。于是战争又继续到次年8月，三方才达成协议，由萨氏付给陈氏3亿元生活津贴，换取萨、陈的正式离异。（11）
战后舆论，对“抗战夫妻”大多持义正词严的斥责立场。如，卜嘉在评论前述“萨、史案”时，对“抗战夫人”一词就极为排斥，认为是在“巧立名目”，欲将“通奸”罪行美化为“心照不宣的正当合法事情”，在卜氏看来，“在许多所谓‘抗战夫人’案子中，有许多主角（放纵的男子）即使不抗战也要与人通奸的。”（12）再如，1945年《女声》杂志举办“‘抗战夫人’问题座谈”，与会的欧阳美容女士，也拒绝体谅现实对人心所造成的伤害：“大半娶抗战夫人的人，都有一种不健全的观念，以为战事的结束，遥遥无期，糟糠之妻既无团聚的希望，不如另组家庭，这种缺乏抗战必胜信念的心理，大有汉奸心理的嫌疑。”（13）这样明确的立场，不能说错；但数千万乃至过亿西迁难民（14），八年间所承受困顿与绝望，那巨量的心理创伤，也在这明确的立场中，被一笔抹消了。1945-1946年间的乱象之中，生不出“体谅”与“理解”。
抗战胜利，政治上的“伪组织”全部消亡；家庭中围绕着“伪组织”的战争正式打响。此类案件一度成为战后律师事务所的核心业务。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大赦令，鉴于“抗战八载，艰苦异常，民不安生，易触法纲，显与平时情形不同”，凡“犯罪在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其最终本刑为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均赦免之。”因犯“通奸罪”遭起诉的“抗战夫妻”，亦因此全部免予起诉和惩处；惟“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的夺夫战争仍在继续。及至1949年，这场巨大的伦理创伤，未及痊愈，又被更巨大的鼎革洪流所淹没。
在今天，“抗战夫人”已是一段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但它是绝不应该被忘记的，它的存在提醒后人：八年抗战，民族所经受的苦难，绝不仅仅在于肉体的折磨与生命的消亡，精神和心理也同样深受重创。
注释
①王鼎钧，《怒目少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P174。②岑家梧，《从婚烟广吿观察中国战时婚姻问题》，《社会建设月刊》1948年第7期。③陈定闳，《战时家庭问题》，《妇女月刊》1942年第4期。④姚传钰，《战时家庭的问题与战后家庭的建设》，《妇女共鸣》，1943年第11-12期。⑤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商务印书馆，2013，P285。⑥国史馆，《陈诚日记》，1943年1月16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P411。⑦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⑧《沈醉日记》，收录于《沈醉回忆作品全集》第四卷。⑨韩学章，《“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现代妇女》第8卷第4期，1947年。⑩王政，《家庭新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P68。（11）陈雁，《性别与战争 上海1932-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251-252。（12）卜嘉，《所谓“抗战夫人”》，收录于：《拟情书》，卜嘉/著，真善美图书公司，1947，P57-58。（13）《“抗战夫人”问题座谈》，《女声》1945年第24期。（14）抗战八年人口迁徙数量，学术界有很多说法。陈达估计战时内迁人口约1400万；孙本文认为战时内迁难民在3000万以上；陆仁民估计达5000万之众；张公权认为到1940年，逃往大后方的民众高达1.8-2.3亿。张根福则根据行政院救济署的战时损失调查档案，认为“调查结果显示，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为9500多万人”，“抗战时期中国人口的迁移数量当在1亿以上”。参见：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 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P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