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就90年代成功了。这个要稍微多做一点解释，80年代经济不能说不成功，没有80年代改革，90年代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文革”以后的改革方向在城里，不在农村，因为城里面对很大的就业问题，知青回城之后的就业压力也特别大。而且当时中国农村很封闭，城里首先知道外国消息，首先接触外国人和港台旅客，愤怒感、失落感非常强，所以压力在城里，改革也在城里。但是改革不成功。为什么？当时的改革思路回过头来看还是蛮清楚，要改革，要提高效益，要提高工人的积极性，给工人奖金，积极性上来了，但管理很混乱。下一步是提高厂长的权力和这人，即责任承包制，后来好多厂长的积极性也上来了。这还不行，因为计划经济下就给你这么点生产资料，所以搞双轨制，你如果能多生产就可以用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
但是一搞双轨制，80年代末期出现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腐败，谁能掌握国家的生产资料，谁就发财。
更重要的是，那时大多数生产资料还没有被国有企业买走，而是被集体企业买走了。乡镇企业起来了，对国有企业反而是最大的压力。80年代最成功的改革是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成功并不是中央的意图，而是安徽等地农民很穷，闹灾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地方领导胆子大搞承包，当然他们签字了准备坐监牢等等。以至于我们现在的学者从左到右都搞不清楚，有的说成功全在于农民自发力量，有的就说这是中央的决策。事实上，中央决策是事后，一开始是农民自发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农民是不敢自发搞这个的。这个“自发”往往是队长和书记带头的，他们之所以带头是因为大环境宽松了。中央政策在城市改革造成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给了好多地方、农村官员胆量。
这一系列的改革都不成功，但是中国乡镇企业、私人经济起来了，国有企业好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效益上来了，8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70年代的国有企业了，已经开始知道在市场上怎么拼搏、挣扎。计划经济被松动以后，才有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
这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也在变化。邓小平说市场就是配置方式，不见得姓资，也可以姓社。这以后市场改革松动过程各方面到位了，为90年代改革成功提供了基础。
当然中国改革成功还有好多别的原因，比如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红利。但中国民众之所以那么富，只有一个原因：假设GDP每年增长15%，假设没有城市摊大饼、城市扩张、土地房产经济这一块在拉动，中国人还穷着。中国人现在之所以那么有钱，掌握现金数的老百姓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是因为城市“摊大饼”越摊越大，每个城市基本上长了好几十倍，而且城市周围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中国农民是世世代代受苦，但是现在是翻身了。这几年我到农村跑，经常发现农村公安局门口排着队， 重新转到农村去，想占土地。中国城市扩张造就了很大一个群体的得利阶层， 这一来才导致中国每年一亿多人出去旅游，很多前几年可能还很穷的人，现在阔绰地买各种名牌。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靠生产出来的 。
刚才我讲了90年大背景，里面大成功背后还有几个具体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80年代改革的重要性。80年代改革松动了国有企业，松动了计划经济，否则？90年代一下改革不可能成功 。
第二点是西方的压力。中国之所以改革成功，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赶上西方“第三次民主浪潮”对中国的压力，那些压力如果把中国压倒了， 中国现在不可能这么富，很可能比前苏联还差。 但如果中国坚持不变，中国死顶不改革是绝对行不通的。可以说中国在西方压力下除了改革开放已经没有别的路好走了。可以说中国的成功靠的还有西方的压力。必须让老百姓生活提高，因为我们国家在80年代以来，其合法性在为老百姓谋利益。就是绩效，干得好，表现得好，这点越来越重要。
第三点是感谢邓小平。没有邓小平南方视察不行。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前中国很“左”，一个老人那么老了，提出我们党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主要是要防“左”，要防“左”五十年。邓小平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话背后有一个政治学原理——政治正确背后是垃圾。这个在中西方都一样，也就是说你自由派政党要防自由主义，是宗教政党要防原教旨主义，是保守政党要防保守主义，是左的政党要防左。他说这个话背后有很深厚的政治原理，不是一般的一句话，这是一个老人的智慧，千万不能忘记。
第四点，社会抗争的贡献。中国如果没有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中国今天不会那么好。从政府和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社会抗争是不好的，需要管理，所以中国喜欢用“闹事”“群体性事件”“非理性”等等这些比较相对负面的词，从大人看小孩闹事的角度来看待群体事件。
但是90年代以后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中国80年代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文革”的后遗症。知青群体大约1700万人，谁导致的？中央政策导致的，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所以当时要闹事到北京找中央。反右也是一样，55万右派，平反以后要待遇找谁？找中央。老干部闹事找中央。所以都是中央规模比较大。毛泽东时代，中央政策一旦错了，一大批人受损，知青就有1700万人受损。
进入90年代后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1995－96年之间就有两千万工人下岗。看上去问题很大，其实不然。工人大量下岗了，但是工作机会却也不少。比如有一次我在长江边的一个城市，见市委人山人海的闹事，车也开不过去。我就问当地教授，你们怎么处理这个事？他说先拖着，赖到不行了把他们叫进来谈判，说给你500块钱，3个月不来闹，签个字。我没想到这个处理方法很英明。这就是学者不如干部的地方——没想到在经济很好的情况下，签了字的工人不会在家里坐吃山空，三个月以后可能就找到工作了 。
还有，虽然“闹事”很多，但闹事不在直接对中央。为什么？虽然改革开放是中央的决策，这个政策给不同人带来的后果却不一样，这个厂效益好了那个厂却倒闭了，所以这时候民众很难怪到中央，他们怪的是地方官员、地方干部。这样一来中央和社会闹事就脱节了，使得中央能够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上处理社会闹事。90年代以后群体性事件是不断地给政府提高免疫力。让政府知道谁是贪官，哪些是主要的社会问题，哪些官员无能，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中国稳定以及经济发展背后的一个重大因素是大量群体性事件的存在 。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l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l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
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力量》、《社会学视角》、《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著作有《The Power of Tiananmen》、《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