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由城镇化向都市化演变，大型都市圈的作用在日益凸显。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城市化的中后期，人口向大城市(群)集聚是普遍的国际现象，从人口密度和经济承载力看，我国的超大城市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仅有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未来超大城市的数量将达到10个或以上，重庆、天津、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青岛等城市，均有可能步入超大城市的行列。
超大城市有望超过10个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2010年之前，中国经历了“城镇化”，人口向大中小城市的平均流动速度差不多，人口流动没有选择性。2011年前后，中国从城镇化转入都市化，人口开始集中地流入一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流动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
在这种趋势之下，未来超大城市将越来越多。
以近邻日本和韩国的都市化进程作为参考，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说，日本国土面积相当于一个半山东省，其大都市圈人口占比的趋势是不断上升的，日本人口1.3亿人，有3600万都在东京都市圈;韩国人口5000多万人，有一半是集中在首尔都市圈。
再以国土面积与我国差不多的美国为例，任泽平说，其人口为3.2亿，按理来说，人地关系并不紧张，但过去几十年人口流动的趋势，大都市区人口的占比在不断上升，人口往大的都市圈迁移趋势不可逆转。
蔡继明表示，城市化率从来不是一个区域概念，而是一个全国概念。特大和超大城市理应继续大力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为全国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做出贡献。他预计，考虑到我国总人口规模巨大，未来我国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应达10个以上。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也持相似的观点，他对第一财经分析说，中国是一个总人口接近14亿的大国，是美国、日本的多倍，目前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仅有北上广深四个城市，未来这一数量将达到10个或以上。
牛凤瑞说，中国不少省区的幅员和人口就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或者近邻的韩国，未来中国人口大省的省会都有可能发展成为超大城市。
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也对第一财经分析，中国有10个城区人口达到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十分正常。他说，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鼓励发展中小城市，但实际上人口一直在往大城市走，现在学界更倾向于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毕竟大型都市在经济资源的集聚、效率和节约发展等方面更具优势。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中心城市、城市群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平台。
牛凤瑞分析，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分散型城市化和以大城市为主的集中型城市化两种思路。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密度大，耕地面积少，走集中型城市化的道路是更为理性而必然的选择。
“人口集聚、向大城市集中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牛凤瑞认为，城市发展的本质是人口的集聚，集聚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产生外溢。尽管目前超大城市存在着大城市病的问题，不过这是大城市在取得效益时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实际上，中小城市同样也存在问题，比如土地不够集约、资源浪费等。”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土地供应策略也应进行相应调整。蔡继明称，2006~2014年，20万人以下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减少4%，但建成区面积却增长了21%;与此同时，1000万人以上城市的土地供应明显偏少。
蔡继明认为，应按照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也对第一财经分析，房地产市场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在库存压力小、人口流入较多的一线城市和二线核心城市要增加供给量，以及中小户型的供给。在库存压力比较大的地区，要严格控制土地的供应，减少甚至停止供应。
武汉等大区中心希望很大
国务院2014年11月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为中等城市；100万以上 500万以下的为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根据《通知》，城区是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而市辖区内的农村地带，并不计入城区范畴。
以武汉为例，根据去年湖北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2015年武汉常住人口为1060.77万人，但由于武汉有13个区，不少偏远城区包含大片农村，在剔除农村人口数量后，武汉的城区人口离千万大关还有距离。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是对各大城市城区人口的准确统计。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3》数据，超大城市数量为4个，即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其中，上海城区人口超过2000万，北京城区人口也接近2000万大关。
特大城市数量为6个，包括重庆、天津、武汉、成都、南京、沈阳，其中除了重庆和天津两大直辖市外，其他4个城市都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各个大区的中心城市。
在前10名中，除了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位居第四的深圳外，其余9个城市均属传统的十大中心城市。
其中，重庆与超大城市最为接近。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城镇化，重庆基本已经进入了超大城市的关口。重庆之后，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不断加速和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天津的人口增速也很快。
在这两大直辖市之后，武汉、成都、南京作为大区中心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均超过600万，加上它们都是人口大省，人口向省会聚集的态势明显，未来均有希望进入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行列。
不过在传统的十大城市中，只有西安市区人口低于500万，位居全国所有城市第13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各个大区中心，如西北、华中、东北等中心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目前我国的主要资源如财政、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的配置仍与行政等级密切相关，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资源配置越多，因此这些大区中心形成的集聚效应也更大。
相比之下，沈阳作为东北大区的中心城市，尽管城区人口接近600万，位居前10，但未来要进入超大城市的可能性较小。
究其原因，一方面辽宁全省的总人口只有4300多万，鉴于目前该省的城镇化率已经比较高，人口流入沈阳的速度明显放缓。其次，省内还有另一个中心城市大连，它作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也会分流不少人口。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东北地区尤其是辽宁的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着人口外流的压力，对于沈阳的人口增长也会产生影响。
郑州、杭州等省会有望加快步伐
在前10名之后，一些城市虽然城区人口尚未突破500万大关，没有进入到特大城市行列，但未来的发展空间亦不容小觑。尤其是一些人口大省的省会，虽然城市规模仍比较小，但人口增速非常快。
这其中，位居第15位的郑州，虽然城区人口只有400多万，但是郑州去年刚进入国家中心城市行列，发展前景很大。
牛凤瑞对第一财经分析，河南本省的总人口接近1亿，城镇化率较低，省会郑州又是河南的单极核心城市，在河南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将有大量人口流入郑州，因此未来郑州发展成为中心城区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实属正常。
另一个城市是位居长三角的杭州。在去年6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南京被定位为长三角城市群唯一“特大城市”(上海是“超大城市”)，杭州与合肥、苏州同为仅次于特大城市的“Ⅰ型大城市”，这一度被外界解读为杭州的定位不如南京。
一位参与制定该规划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是误解。因为该划分标准仅是依照城区常住人口，杭州的城区规模较小，城区人口没有达到500万的特大城市标准，而南京则超过了这一标准。
该人士表示，如果从经济发展方面看，杭州的产业结构、收入水平都已超过南京，不过杭州同样也存在短板，即中心区的人口规模太小，加上门户型功能较弱，城市的辐射力不够。
不过，近几年随着以电商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的崛起，近年来杭州经济高速发展，在多个重要指标上赶上甚至超过了广州，大有成为第五个一线城市的态势，杭州都市圈也将集聚更多的人口。
此外，第三经济大省山东的总人口也超过了9000多万，目前山东的城镇化水平仍比较低，中心城市规模偏小。根据规划，到2020年，半岛城市群总人口达到1.03亿以上，城镇人口6700万。济南、青岛将迈入特大城市行列。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青岛的人口流入也会不断加速，未来甚至有望向超大城市迈进。
也就是说，未来我国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除了北上广深之外，包括重庆、天津、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青岛等都有可能进入该行列。
在这些城市之后，未来特大城市的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除了沈阳外，苏州、西安、厦门、福州、长沙、合肥、南昌、石家庄、济南、昆明、贵阳、长春、哈尔滨、大连、佛山、太原、南宁等城市都有望进入到特大城市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