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卫荣
两年多前，蒙冯其庸先生、屈全绳将军厚爱，我应邀参与了《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一书的编写工作。两年多来，我和主编王家鹏先生时相砥砺、精诚合作，勉力完成这部大书的编撰、翻译和编辑工作，其间投注了很多时间和心力，但长了见识，收获了浓厚的师友情谊。今天，当这部熠熠生辉的大书终于摆到我面前的时候，惊喜和感动一齐涌上心头。读书人每天和书打交道，平生所见最多的东西就是书，可是像《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这样大气、豪华、美丽的大书，却也实在难得一见。不是自吹，这本书内容丰富、图文绚丽、色彩逼真、形制精美，怎么看都觉得它赏心悦目，不同凡响。作为这样一部集学术、艺术、鉴赏于一身的大书的编撰者之一，我与有荣焉，深感荣幸！
编著《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一书原本是为李巍先生私人鉴藏的近千尊金铜佛像选编一份图录。李巍先生近四十年来，凭一己之力，从甘青藏区民间收藏中收集了数以千计的藏传佛教金铜佛像。他的这批收藏从数量上看大概是个人同类收藏中的世界之最了，走进他的藏品展示室就像是走进了一家金铜佛像专业博物馆一样，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近来，李巍先生有意将他呕心沥血收藏的这些私人藏品陆续公之于众，以回馈国家和社会。今年年初，他将其藏品中的精品二十二尊明清藏传佛教金铜佛像捐给了国家博物馆，它们将作为国家博物馆的特色收藏而在即将落成的国家博物馆新馆中永久展出。为了能让这批藏传佛教艺术珍品为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和欣赏，并对这批藏品的文物和艺术价值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评估，李巍先生曾多次邀集国内外顶级的专家、学者对它们进行仔细的观摩、鉴赏和分析，并邀请王家鹏先生和我一起为他的这批藏品选编一份图录。
对于作为佛教艺术品的金铜佛像，我不敢妄加置啄。但对于作为历史文物的金铜佛像，长期关注明、清时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的我当然兴趣盎然，很想对它们的来龙去脉探个究竟。在选编这部图录的过程中，这批金铜佛像所带有的汉、藏两种佛教艺术风格水乳交融的特点是如此的明显，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和难忘的印象。以前，艺术史家们通常把明代出现的藏传佛教艺术品，特别是金铜佛像，一律贴上“汉藏佛教艺术”(Sino-Tibetan Buddhist Art)的标签，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李巍先生的这批藏品来看，“汉藏佛教艺术”这个名称的内涵还应细化，它实际上同时包含了深受汉地影响的藏传佛教艺术和深受西藏影响的汉传佛教艺术两个不同的传统，或应当分别用“汉藏佛教艺术”和“藏汉佛教艺术”两个不同的名称来表征汉藏佛教艺术交流的两个不同方向。其中“汉藏佛教艺术”指的是那些在西藏生产的绘画和雕塑，其图像学特征表现出明显的藏传佛教传统，但同时反映出明显的汉传佛教艺术风格。而“藏汉佛教艺术”则指那些在汉地生产，但其图像特征和艺术风格带有明显的藏式影响的佛教艺术作品。“藏汉佛教艺术”传统事关图像学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的融合，而“汉藏佛教艺术”传统则主要是两种艺术风格的合流。
李巍先生这批藏品之珍贵首先在于它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汉藏佛教艺术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新资料。以往对明清时代藏传佛教艺术史的研究，多半局限于对宫廷和藏区大寺院中所收藏的那些金铜佛像的研究，而对于那些流落于民间的金铜佛像所见不多，了解也很有限。世界上最早从事明清时代汉藏佛教艺术的研究的是一位知名的英国藏学家、曾经的噶尔曼夫人Heather Stoddard女士，她的初版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著作《早期汉藏艺术》（Early Sino-Tibetan Art, Second Edition,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8)很长时间内是这个领域的唯一的作品，其中涉及到的早期汉藏佛教艺术品从数量到种类都极其有限。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改观，藏传佛教艺术史研究已经成为世界藏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十分活跃和有成就的分支学科。就对金铜佛像的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对清朝宫廷内所藏汉藏佛教艺术品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其中罗文华先生的《龙袍与袈裟》（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和王家鹏先生的《梵华楼》（四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就是研究清代汉藏佛教艺术的两部十分优秀的著作。此外，还有美国学者Partricia Berger教授的《空的帝国：清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政治权威》(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一书也值得一提。但是，由于缺乏充分的实物资料，对于明清时代民间收藏汉藏佛教艺术品的研究我们所见不多，至今未见有大作问世。
而李巍先生的私人收藏却一下子为我们提供了近千尊这样的作品，其数量之多已接近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同类作品的总和，可想而知，将它们公之于众，并对它们作高水准的学术处理将对明清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产生何等巨大的影响和推动。由于这批藏品不但数量巨大，而且种类繁多，仅对这些藏品作专业的图像学描述和对它们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作艺术史式的勾画就足以成就一部优秀的明清时代汉藏佛教艺术研究的著作。更何况这批藏品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随着对它们的了解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汉藏两种艺术风格相互渗透和交融这一特征的体会愈益深刻，进而促使我们对形成这种时代特征的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如果不把汉藏佛教交融的历史，特别是明清时代汉（满）、藏佛教交流和互动的历史研究、交待清楚，我们就根本无法说清和评估这批金铜佛像作为历史文物和佛教艺术珍品的意义和价值。而只有将这批金铜佛像放回到明清时代汉藏佛教交流这一大背景之中，将对每一件藏品的精致、仔细的个案研究与汉藏佛教交流史的宏大叙事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将一部藏品图录写成一部高质量的汉藏佛教艺术研究著作，写成一部有时代意义的汉藏佛教交流史。
二〇〇九年四月八日
(沈卫荣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藏学家、长江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