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1837-1921）与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周之女瑞珠嫁与袁之第八子克轸，所以信函开端周对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字豹岑、抱存，号寒云，1890-1931）才有如此称谓，且十分客气。然而，众所周知，袁克文是一风流才子，是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并未参与诸多政治及实业活动，周馥又年长其五十多岁，两人本不可能有多少交集，但仔细看来，却是事出有因。
本信的主旨是为了维护山东峄县（今枣庄市）中兴煤矿及其所属台儿庄至枣庄运煤铁路的利权，不受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与侵夺。信中写道：“现急恳者，峄矿总理张毓渠兄昨在津病故，而此矿正在新旧磋商之际，外债相逼，几有难支之势，恐惹意外攘夺。闻毓渠在日，早与董事商定，将台枣铁路收归国有，禀已呈部，尚未批出。”
这里提到的“张毓渠”，即张莲芬（1851-1915），字毓蕖，浙江余杭人（今属杭州市），曾任直隶候补道、山东盐运使等职。“峄矿”指枣庄中兴煤矿，历史悠久，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曾由官督商办。1899年，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的政治经济势力渗入山东，该矿又招德股加入，除中方负责人外，又有外人任“洋总办”，并改称为华德中兴煤矿。至1908年，已完全改由中资自办，并更名为商办峄县中兴煤矿。在国内煤矿中，它与开滦、抚顺鼎足而三，但唯有它是民族资本的独资企业。
张莲芬自1881年起应邀进入该企业，服务长达三十五年，其间主持工作有十七年之久，为企业的发展与维护民族利权，作出了重要贡献。1915年，由于德国工程师的失误，该矿发生重大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损失惨重，分别有四百余和二百余名工人死伤，张由此因忧致疾，终告不治。周馥与张熟稔，并已于1914年自青岛迁居天津，在第一时间得到张去世的消息，此信所述内容，正反映出了张在生命最后时刻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所做的努力。
峄矿于1909年着手修建枣庄至台儿庄间运煤铁路，但由于资金困难，1912年始建成通车。其间借了德资外债，正如信中所谈到的“外债相逼，几有难支之势，恐有意外攘夺”。作为抵制外资渗透的手段，张莲芬“在日早与董事商定，将台枣铁路收归国有”，而且“禀已呈部”。在与外资的斗争中，民族资本期望依靠国家力量维护利权。然而，作为主事者的张莲芬，在此关键时刻突然去世，周馥虽然“于此矿股分无多”，但仍接受“众友所托”，“不得不为此吁告，请速鉴察施行”。
鉴于事态紧急，周馥不仅写信，而且还特派“七小儿学渊到京面陈”。周馥第七子周学渊（立之），在清末曾任广东候补道，并主持过山东大学堂，时任中兴煤矿董事长，同样可见周馥对此事的重视。这封信不仅为枣庄中兴煤矿矿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关资料，也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不断掀起的抵制外资入侵的“收回利权”运动浪潮中的一滴浪花。
当时正值袁世凯帝制活动甚嚣尘上之际。对这一倒行逆施，周馥没有附和，自然不可能直接写信给袁，而是致信同样不赞成恢复帝制的“皇二子”袁克文，请其代为催促。周馥《自著年谱》1916年条下，在谈到袁的帝制活动失败与死去之后，写道：“外国人皆言，先请称帝制，谓出于民意，后撤销帝制，亦出于民意，足见中国此时民意可由数要人假造而成，实非真正民意也。”这些话，充分表达了周的政治态度。
其实，周、袁两人相识甚早。周馥去世时，袁克轸致送挽联称：“识英雄于未遇，说来真古道所稀，数吾父知音，唯公最早。”长袁二十二岁的周馥，早就发现袁是个人才，此后又结为姻亲。
据周馥年谱1910年条称，这年春夏之际，周曾有河南之行，除游览名胜古迹外，重要内容是探望当时远离北京隐居彰德乡里的袁世凯。年谱记载，当年4月“二十四日自清化镇至卫辉府袁宅，袁慰亭亲家自彰德属其二郎豹岑克文来迎”；“二十七日，由辉县过新乡至彰德府袁亲家宅，……留住十日”。1914年周馥年谱又记，当年5月周在天津逗留时，“袁大总统派其子豹岑克文来接，不便固辞，至京寓总统府七日，相待极优，盖判袂已六年矣（按应为四年）”，又说“所陈治国弭乱之道，尚蒙嘉纳，不以为谬”，可见两人尚相谈甚欢。于此也可见周与袁克文结下的忘年之交。然而，时至1915年，在袁氏称帝活动正炽之际，两家的关系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周馥信中“久未通书”一句可见，袁克文或许是这时周与袁氏联系的重要或唯一渠道。
直到周馥之孙、我的祖父周叔弢，在袁氏子弟中，亦独与袁克文相友善。他们兴趣相投，都喜搜求和收藏善本古籍，相互切磋交流。袁克文身后萧条，鉴于其所藏善本古籍文物散落他去，祖父于1931年即斥资影印了袁著《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使其得以流传。此后，祖父不止一次在古籍题跋及书信中，对袁氏珍贵藏品的“散失殆尽”表示惋惜。1981年，祖父以九一高龄，为广州王贵忱先生所辑《寒云泉简抄》撰写跋文时，又再次回忆了与袁克文的交谊。一封信引出一段题外话，说起来，还是有裨近代史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