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日头狂肆下，民众到了投票所，选择自己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日头落下没多久，结果就已揭晓─执政的国民党惨败。于是，“行政院长”江宜桦当晚便提出辞职，十二月的第一天，率领“行政院”各“部会”首长“总辞”。身为“文化部长”的龙应台也在其中。那晚，她就率先抛出讯息，称“配合总辞”，她一千天“文化部长”任期就此结束。
龙应台提出辞呈之时，正是“文化部”“基础工程”的代表性计划之一─国民记忆库上线届满周年之际。国民记忆库，顾名思义，便是收罗每位国民的生命记忆，而这些个人生命史汇集起来便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数据库，因此，龙应台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每位国民的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她试图透过这个计划来打开民众“记忆的抽屉”，借着这些庶民生命点滴拼图总汇，来丰富、拼凑、还原、解构真正的国家历史。
记者恰好在她提辞呈前一周，针对“国民记忆库”专访龙应台。彼时，她直言国民记忆库如果能继续个十年，到达遍地开花的程度，那么，就会挑战过去官方史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既有界定。
“但你会不会担心继任者不会接续这个计划？”问龙应台，她却说没什么好担心的，“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必去希望后继者如何，而是工作同仁对这有认同感。”龙应台进一步表示，如果这只是上面的命令交办，事务官对于这计划没热情，这一定失败，不用等后来者，就会瓦解，“有热情就会说服后来的继任者。”
像是预告，也像是事先提醒，采访结束后，龙应台转头对承办这项计划的事务官说：“现在你明白，我想做什么，又为什么得推这项计划了吧？”
历史就像一列火车
国民记忆库的推动，与龙应台个人书写《大江大海1949》时对历史的重新认知与对小人物的感怀，看起来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今年七月，在国民记忆库上线记者会上，龙应台便说自己在写《大江大海1949》过程时体悟到“历史就像一列火车，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都在跟这列火车赛跑，而且一定会输”，她数次强调，“等我的书出版，书中采访的人有一半已过世。”
不过，龙应台却否认国民记忆库这项计划源于《大江大海1949》，因为书写的念头早在20多年前便萌发，然而，因故不断搁置的结果，是父亲去世了，父亲的故事也没得问了，当时，她才产生了强烈的急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这是她最强烈的感受。
龙应台的父亲如此，整个大社会亦然，带着时代故事的长辈不断凋零，便代表着一个世代的庶民记忆大量消失、不被留存，于是，在全台湾网罗个人历史记忆，也就成了龙应台上任后最重要的文化工作。
在去年11月18日，国民记忆库启动记者会上，龙应台便表示，在美国早有这类国民个人记忆记录的计划，例如得知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患者症后，就会连忙带着父亲去录音，说出想说的话，如此一来，即便这个父亲后来失忆，子女还能保留父亲生命的回忆，成为一段“历史”，“每个人生都有抽屉，需要被打开，国民记忆库在记录这些故事，保存珍贵的回忆。”
为了让民众知道这项计划，能够带着父母去录制个人故事，或是主动参与、分享生命经验，“文化部”挑选了十多位“行动大使”，包含资深艺人孙越、方芳，音乐人胡德夫，漫画家萧言中，政治人物钱复、郝龙斌等等，希望能借着他们的知名度与代表群体，传播这项计划的理念，并由他们带头录制自己的个人故事。于是，从电视到电影院，乃至于各种不同媒体，都可以看到这些人说出对国民记忆库的感想，以及自己的回忆。
与龙应台有着好交情的资深媒体人陈文茜也担任了行动大使。她在今年七月的行动大使记者会上，分享了自己外公何集璧的故事。何集璧曾为逃离日本统治而跑到大陆，之后回台湾成立文化协会，在席卷全台的二二八事件中，他也不幸被政府抓走，“外公为了逃离监狱而躲进疯人院，出来时已分不清是真疯或假疯了。”陈文茜心疼外公的一生被大历史的棋局左右，“我相信，我外公一定也希望能有人说出这些故事，走出这样的悲剧”。
陈文茜说，所谓的“台湾意识”就是这座岛上每个人的记忆库，“历史确实就像火车，有人幸运搭上车，有人搭不上，有人抵达目的地，有人在中途被推下去。”这段话隐含历史“成王败寇”的思想，让许多人的故事遗落在历史的线轴外。
国民记忆库里充满了各式各样故事：有麻风病人、逃过战乱的老兵、从丛林生还的台籍日本兵……甚至嫁来台湾的越南妇女的生命经历都有，彰显了台湾作为移民社会、经历战乱与各种时期发展而生的多元和多样。“因为台湾社会就是这么多样，才有多种纷争，因此我们必须从中找出一个共识，国民记忆库能帮我们理解他人的故事与经验。”龙应台解释。
铺第一里路
台湾政治充满敌对，对政务官尤为严格，龙应台上任以来，时常受到“国会”与民间的苛责。接受记者专访时，龙应台便直言，“在台湾，正常人都不太想进入政坛的。”然而，曾担任过台北市“文化局长”，见识政治之难的她，两年前愿意再担起这重任，也是因为是首任“部长”，“首任代表第一号工头，为文化政策打地基，铺第一里路。”
在“文化部”广大的政策方向中，“泥土化”排第一。台湾过去二十年，时常喊出“本土化”等口号，龙应台有意识地做区别，“那些口号都带政治性了。”
国民记忆库是她任内推动的大计划，属于“泥土化”的一个项目，预算庞大，第一年预算四千万台币。在龙应台认知里，这是一项可以往前走十年的计划，不只是政府要做，重点是民间得自行发动，才能做到由下而上、收集到成千上万笔的口述资料。
“这项计划连最挑剔的‘立法委员’都支持。”这让龙应台很安慰。
有些“立法委员”甚至出任了行动大使，如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碧涵与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这是跨越蓝绿与政党的组合。前者出身苗栗客家大家族，能说出客家移民文化故事，后者的父母一直在国民党专权下援助民主运动者，她也是台湾重要政治事件“林宅血案”的第一见证者。
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甚至带着大女儿王沛然，到搜录站分享个人成长故事。王荣文的母亲不识字，1950年代，母亲背着他走十五公里，到地政事务所缴地价税。当她拿着税单问要缴多少税，公务员竟把单子丢在地上说：“不会自己看吗？”
像这样细小但深刻的故事，是许多孩子们不清楚也没耐心聆听的，国民记忆库成了一个分享的机会。
说出自己的故事
行动大使都是名人，由名人带头说出自己的故事，是抛砖引玉的做法。但真正的执行，则分成两部分，一是由地方政府文化局提案，提案的内容越好，补助越多；其次则是在各地设置工作站或巡回列车，并训练志工来协助记录、上传，让各地民众都可以前来说自己的故事，并有效率地在云端上建档。
目前，全台湾共有68处故事搜录站、2辆故事行动列车，用以收集故事。而这些故事，都会摆置在“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的网站平台上，成为人人都可收看的资料。自去年11月18日上线以来，已有超过六千位民众的故事被收录在数据库中，网站浏览率也有229万。而这项成绩，是台湾17个地方政府、4个生活美学馆及300多个民间团体、文史工作室的搜录团队及志工共同打造的。
63岁的林建军是其中一员。“我以前曾在深圳工作，每天晚上都会听广播节目，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说着自己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才坐下来，林建军便迫不及待与我分享经历。他说，这也是个人故事。
“我祖籍广东，是外省第二代，因此对我来说，老兵故事让我最有兴趣。”他第一个收录的故事，便是住家附近的老人家，“他九十多岁了，始终独身。”林建军感叹，虽是邻居，却不知道他的经历和故事，听完后才真正认识了这个人。
林建军夫妻多从身边找起，他们热爱爬山，山友的有趣经历和人生，深深吸引他们，而山友们也会推荐值得采访的人。偶尔透过搜录站引介，他们也会接触到形形色色、主动来报名说故事的人，“有的人很有名，但她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希望趁这个机会说出来。”这个名人大谈特谈了大半天，受限于影片规定的15分钟时间，以及他们设定的目标，因此只能取其中一部分，“有些部分实在太隐私，不适合公开。”
他们也遇过经历二二八事件的人，“但他们的经验与目前主流说法不同，不敢说出来。”
对他们而言，担任志工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即是受访者的回馈。“有的受访者说，本来孩子都不想听他们过去的经历，但被收录在国民记忆库后，孩子看了后，竟深深感动，愿意多听他谈。”林建军妻子赖翠兰进一步补充，还有位大学老师感叹自己虽也懂得使用传播媒介，却没早点采访父亲，如今父亲记忆断断续续，已然不完整，他深感后悔。
对此，龙应台也说，历史记忆的断层不只是横向的，还有纵向的，“的确，没有多少孩子愿意听父母说话的。”她认为，有太多感动的故事应该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