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在日本大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后排左）在证言会上。
12月13日将迎来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公祭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政府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严正要求日本政府向被日军杀害的南京30万亡灵谢罪！向二战期间被日军屠杀的所有中国人谢罪！为因日本入侵中国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谢罪”！12月7日，联合会向媒体公布了信函内容。据悉，这是中国民间机构首次以函件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杀谢罪。
为何选择此时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谢罪？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7年，日本政府却一直在试图否认这段历史，并且从未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过谢罪。我们作为民间组织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要求，一方面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讨回公道，发出我们民族正义的呐喊，这是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就是要让日本政府知道中国老百姓要求日本进行谢罪的呼声。今年恰逢我国首个法定国家公祭日，在这个时候提出意义更大。”
抗战胜利距今已经过去了69年时间，中国首个国家公祭日似乎来得有点晚。“中国人民比较善良，以前考虑到发展中日友好，为减轻日本人民负担放弃了战争赔偿。对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犯下的暴行提的也比较少，更没有设立过国家公祭日。然而日本政府却在一次次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通过修改教科书等方式美化侵略历史，使更多的日本人对这一段侵略历史不能拥有正确认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我认为，中国人此前以德报怨的方式反而导致了日本人失去记忆，助长了日本国内美化战争的气焰。”童增遗憾地表示。
“反观日本，每年都在广岛、长崎举办的原爆纪念日活动非常隆重，从日本天皇、首相到各界人士都受邀出席。而日本在宣传方面却刻意回避曾在中国犯下的暴行，这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反而是日本成了战争最大的受害者。现在我们总结经验，感到过去没有充分尽到维护人类和平、预防战争的义务。实际上，要求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谢罪也是在为人类和平作贡献。”童增接着说，“中国通过设立国家公祭日，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与纳粹犯下的罪行一样深重，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共同维护战后和平秩序。”
童增认为，不对日本提出真诚谢罪的要求，实际上是没有尽到我们的国际义务。犹太民族在战后严厉追索纳粹战争罪行方面，给中国和世界树立了榜样。他说：“犹太人对待纳粹战犯，不管其多大年龄、在世界哪个角落都要将其绳之以法。每到纪念日，他们都会向全世界展示纳粹暴行。然而，以色列和德国的友好关系并没有因为向纳粹战犯追责和要求赔偿而受到影响。现在在德国等西方国家，没有人敢提美化纳粹的事。”
“中国是二战时期遭受损害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却没有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漠视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历史的行为。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全人类的损失。”童增说，“虽然只是作为中国民间机构站出来致函日本政府要求谢罪，但我们发出的是中华民族伸张正义、维护人类和平的强烈呼声。关于公祭日一事，以前在民间呼吁过，现在政府终于站到了前面，这符合民意的潮流。”
童增作为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从1990年发表的“万言书”开始，已经走过了24年的对日民间索赔之路。
童增通过查阅史料，于1990年发表了要求日本对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的万言书，首次将“国家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提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奠定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理基础，率先发起并启动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世纪大潮。“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受害者给我写信，倾诉他们的受害遭遇。”童增每次回想起当时与受害者接触的一些细节，都会为之动容。据童增介绍，上月中旬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关于维护二战胜利秩序的国际会议上，与会者用一个多小时时间讨论了他当年收到的这1万多封信笺。这些信笺已成为诉说那段悲惨历史的珍贵史料，面对这些来信，童增说他更多地感受到了责任。
童增说：“对日民间索赔的意义重大，它是从国际法的层面来解决战争遗留问题。20多年来，中国劳工、日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等近30起对日索赔诉讼虽然在日本输掉了官司，但这些诉讼提升了整个民族的索赔意识，中国老百姓可以将外国政府和企业告上法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另外，通过这些诉讼，也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到了日本当年侵华战争所犯罪行的冰山一角。
民间索赔的正义呼声也感动了一些日本有良知的人。据童增介绍，自从开展对日民间索赔活动以来，日本国内有300多名律师、10多万名支持者通过签名、筹款等各种方式支持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
“从长远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为了促进中日友好。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中日关系才能够轻松地面向未来。”童增说。
本报北京12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