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心梦：不思根本近代化的清国没有希望
在弥漫大清的“天朝”迷思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比虔诚相信是“贪官奸臣汉奸卖国贼”导致大清失败的普通人眼光深了一层。他们承认大清在某些方面落后了。
但不是文化、制度和社会落后，只是在工业和军事这些特定领域中落后而已。只要学到西方先进的工业，造出先进的武器，大清就能重新构筑起原来的“天朝”世界来。可以说洋务派官员大多属于这一类。
于是他们的路是办实业，修铁路，建工厂，造武器。如今仍有人扼腕于洋务运动的“失败”，而一再假设如果他们的“洋务”能够不受阻碍会如何。
是的，就算不受阻碍，洋务派能带来“完整的工业体系”，洋务运动就不会失败了吗？清朝就真的工业化了吗？这简直是笑谈。
如此想法和清朝时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的想法有多大区别？
洋务派能做的，不过是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和工业组织模式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因为起点低，拥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而这些提升，反过来将会变成不改革制度就能单独高速发展工业的“成功经验”，成为进一步改革制度的极大阻碍。而模仿总是有极限的。当仿不能仿的时候，才会蓦然发现，原来这个“工业体系”实际是始终外生于整个国家的。因此，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始终只能变成模仿先进国淘汰技术的初级加工工厂而已。
真正的工业化，用马克思的理论，是人的解放道路上的一步前进，而非倒退。
试图不改变清朝前近代专制帝国的结构，试图用中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去打造“工业化”，用更加专制的人生控制而非人的解放去构建工业社会，不啻天方夜谭。狗尾巴草的种子是长不出牡丹的。能搞出的，不过是前近代帝国官手工业的加强版而已。
臆想能够不考虑社会和制度的改变单独提升“工业化”的想法，是如此幼稚，那是试图用一群被奴役的臣民去实现近代化。
而我们审视当时的清朝，百姓还处于中世纪的臣民国家中，他们没有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只有纳税、供养官家的义务,只能服从和效忠于君主和朝廷。
他们总是牺牲者、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因此,臣民对国家必然是疏远、冷漠的心态。历来的朝代更迭,于己而言,只有主子残暴与贤明的区别,臣民的身份是不变的。
王朝的兴衰沉浮,只是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与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多大联系。他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只会消极服从,不会积极参与。
这，就已经决定了清朝的洋务运动必然失败。
相比之下，日本的井上清说过:“我们日本民族,和以它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体,即日本国民.,也是在打破封建的过程中才形成的。”
在这些变化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立宪政治。缔造了一个民选国会,承认人民的参政权和决定国家预算时的发言权。议会的开设,容纳社会各主要阶层参与政府,这就使得国家权力由少数人垄断开始向由社会主要阶级掌握的方向发展。
在地方上，1880年完成的“三新法”规定,地方区划在府县下面设郡、区、町、村；由官治制向自治制发展的大飞跃。
町村会获得了町村的最高议决机关的资格,预算编成权、争议决定权、选举执行权、行政监察权、意见提出权等都比原来更广泛,而且也赋予了市町村以公法人格,促进了市町村财政的近代化,是日本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德富苏峰称,“市町村制度的实施将给政治运动带来极大变化”,“其变化实吾人生平所希望的所谓平民主义的变化——国民参与国政”。
换言之，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民众得意广泛参与大到国家政治，小到身边的的地区事务的权利。就是对于自己所缴纳的税款，在预算、执行、使用的各个环节上，也获得了监督、牵制甚至部分的决定权。
日本的国民国家化推动了近代国民的铸造,锻炼了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及承担国事的行政能力,也培养其爱国心、独立性和名誉心,增强了对国家的责任感。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去地域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奴仆化”,将分散的藩民整合成为一起应对外敌的“统一国民”。
正是在国民国家化的基础上，日本才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逐步实现了近代工业化。这是清朝政府无法望其项背的。不从根本上拥抱近代化，还乘幂在自己曾经东亚文明核心地位中的大清国，便没有一点胜利的可能了。
换言之，甲午战争是走向近代化国家的日本与转型缓慢的旧日东亚文明核心大清国之间的决斗。而还沉迷在前近代“天朝”迷雾中的清国，面临着近代化挑战，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被日本甩开一大截，没有一丝获胜的希望。如今，两个甲子过去，120年前萦绕在国人心头的迷雾，如今已经消散了吗？
